陇南文宗

　　任其昌(1831年—1900年)，字士言，秦州(今天水市秦城区)人，清末陇右著名诗人、“陇南文宗”。他出身贫寒，家世耕读，父亲勤学，科举却颗粒无收，晚境潦倒；八岁时，父亲病故，卒前告诫任其昌：“即饿死，勿改业。”这贫困而凄惨的一页，成为激励任其昌发奋苦读的重要动力。

　　从此，他谨遵遗命，矢志不渝，即便有时挨饿读书，也“向学之志未或因之稍阻”。(任承允《先考府君行述》，载《桐自生宅文集》卷六)求学过程中，任其昌还得到秦州知州董平章、天水书院山长卫浚都、周兆锦等人的襄助或赏识。咸丰八年(1858年)，“天资高迈，博闻强识，覃精三礼之学”(《清史列传？任其昌传》)的任其昌中举，六年后(同治四年(1865年))中三甲进士，被任以户部主事之职。

　　此时的任其昌26岁，正是学业初步成熟、事业精明强干的时期。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从贫寒苦读到户部京官，他的人生实现了质的飞跃。户部主事为六品官，作为三甲进士，这算是相当不错的安排了：新科进士中，除了那些选为庶吉士的之外，就数部郎、主事之职较为理想；相比那些出任边远县令的如牛运震来说，任其昌的境遇好多了。所以，初入官场的他充满着朝气和希望，如其《夜坐书怀其五》所表达：“我爱班定远，时来便投笔。万里觅封侯，安用守空室。”他似乎颇有雄心，渴望着建功立业。

　　但任其昌的京官生涯并不顺畅。这倒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他自己人生的坎坷遭际，或者说是“命途多舛”吧。为方便尽孝，他把母亲、妻子都接到北京，不料妻子却半年后病故于京。这引起了任其昌的深沉哀思。加之母亲亦多病，尚未而立的任其昌便倍觉生活艰难。可以想见，一介贫寒士子毫无根基地侧身于繁华帝都，妻子病故，母亲婴疾，他就疲于应付。还有那官场的不堪，也让他深感失落，“萧艾蔚成林，覆蔽孤生竹”(《夜坐书怀其十五》)，“萧艾”指小人，“孤生竹”就是他的写照，小人太多，他们遮蔽了任其昌前行的道路。

　　由此来看，任其昌自同治五年(1866年)入职户部主事，到同治十二年(1873年)返乡后退出官场，七年不见升迁，仕途比较黯淡；其间既有妻子去世、母亲体弱的原因，也有官场贪浊的原因，当然也肯定与任其昌的个性有关。无论如何，他返回秦州后，再也不愿涉足官场了，“十载虚名镜里华”(《夜坐书怀其二十一》)，京城岁月，换来的是镜里华发，此外似乎无所收获；“才不堪世用，敢云知者稀”(《除夕守岁》)，他谦称自己能力有限，不敢埋怨无人引援，如同孟浩然的“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”一样，失落、幽怨都在其中。

　　回乡后，任其昌主讲于天水书院。此时的甘肃大地刚刚经过大规模的兵乱，元气尚未恢复，文教更是在初步恢复之中。任其昌的到来就像一场及时雨，给天水、陇南一带的文化教育带来了高水平内容和最新的时事动态，而他敏锐的诗才、渊博的学识、稳重的教风和高尚的节操，更是赢得了一方官民和士子的高度认可，为彻底扭转当地教育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官场上步履维艰的任其昌，教坛上却顺风顺水、适得其人。

　　光绪三年(1877年)，陇南书院建成，任其昌赴陇南书院讲学并任山长。从此，直至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去世，这28年间，他一直都主讲于陇南书院。陇南书院是当时陇东南质量最优的书院，前后总共聘任了两任山长，即任其昌、任承允父子。可以说，是任氏父子打造了陇南书院的教学质量和风格。该院造就了许多优秀人才，这些人才绝大多数都与任其昌的教导有关，据载，任其昌门下中举、中进士者达八十余人，这绝对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数字；其中闻名于时者，有刘永亨、哈锐、丁秉乾、任承允、杨润身、陈养源、田骏丰等。也正因此，任其昌就被尊称为“陇南文宗”。

　　当然，如果仅仅将任其昌看作一位深居简出的教书先生，那远不符实际。试想，一个能那样大范围赢得学生崇敬的师长，必然是学识、思想、人格兼具的先生，仅靠勤奋和学识肯定还达不到这个要求。事实上，任其昌有着极为浓郁的家国情怀。这其实是那个时代士人的普遍现象，毕竟身处风雨飘摇、瓜剖豆分之际，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士人，都会产生民族情结、家国情怀。比如任其昌的《咏史》诗：

　　小朝廷里骋游谈，半壁江山兴已酣。

　　绝少轻军临塞北，已闻和谈误江南。

　　盟言敢信神能鉴，岁币须防我不堪。

　　自是庸臣能误国，黄龙何处驻征驂。

　　诗中对晚清朝廷一味和谈、割地赔款的国策深恶痛绝，“盟言敢信神能鉴，岁币须防我不堪”，在他看来，帝国主义的一纸盟约鬼才信呢，而年年贡币输诚，伤国之元气，才是国家的重大危机。

　　任其昌类似抒写家国情怀的诗歌还有很多。这说明，仕途蹭蹬、教书育人、吟诗作赋、皓首穷经的任其昌，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教书匠，而是一位有着浓郁家国情怀、强烈人格感召力的渊博学者和著名诗人，这样的人，就是妥妥的“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”的“人师”和教育家。

　　(执笔：清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