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汉御史 陇人典范
安维峻(1854年—1925年)，字晓峰，号槃阿道人，甘肃秦安县人。晚清政坛上如雷贯耳的“铁汉”御史，《清史稿》卷四四五有传。
安维峻出身于秦安县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，父亲安永吉，曾三次参加乡试，均失败而还，遂绝意功名，耕读为生。安维峻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，但因家境贫寒，只能半耕半读，等待入学机会。16岁时，因舅父之助，安维峻才得以专意读书。也因为读书机会来之不易，所以安维峻读书格外勤奋，进步神速。
同治十二年(1873年)，安维峻考取拔贡第一。拔贡是贡生里面的优等，已经具有铨选入职的资格。所以，安维峻随即入京参加吏部铨选考试，被委任以刑部的七品小官(具体官名不详)。只有铨选第一等的拔贡才能被委以京官，这说明安维峻的铨选考试也成绩优异。从16岁入学，到20岁拔贡，安维峻的学业确实进步很大。
光绪元年(1875年)，安维峻借故返乡，就学于省立兰山书院。估计是他看到拔贡前途不大，所以离职，继续参加科举长跑。兰山书院是当时甘肃境内质量最优的书院。期间安维峻还拜谒过陕甘总督左宗棠，受到左的器重，成为兰山书院里的优秀学子。也就在这一年，安维峻参加了陕甘分闱以来甘肃的第一次乡试，三千考生，他高中第一(解元)。六年后(光绪六年(1880年))，安维峻考中了进士，时年26岁。
中进士后，安维峻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能被选为庶吉士，说明安维峻在该榜进士中仍然是非常突出的。三年后散馆，安维峻被任为翰林院编修，等于是留院工作。这又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安排。因为能留院的庶吉士不多，且必然能力出众。有些庶吉士则被外放为各部的六品主事，显然不能与翰林编修相提并论。
由此来看，从入学到拔贡、举人、进士、庶吉士，安维峻的科举成绩是相当突出的，而任翰林编修，则完全有可能博得一个很好的政治前景。但学习与官场生涯完全不是一回事，安维峻固然学习成绩优秀，可官场上他却生性耿直，不阿权贵，不结朋党，长期不得升迁。翰林编修之职，他一干就是十年。我们现在无法窥探这期间安维峻的心态，但以情理推测，他应该是孤独和落寞的，毕竟，谁愿意长期地沉沦下僚呢？
不过，如果我们从同光两朝清流崛起的视角来看，似乎安维峻的编修十年就好理解一些。太平天国之后，清朝地方督帅的权力剧增，皇权逐渐弱化。朝廷内部新生力量倾向于伸张皇权，他们群而不党，同声相应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倡扬正气，抨击时政，形成了清流力量，影响深远。在安维峻略前，兰州人吴可读的“尸谏”事件，就是清流崛起的重要标志。安维峻不可能不知道吴可读，更不可能不知道清流，他默默无闻地任编修十年，不阿权贵，不接朋党，明显是以清流自居，只不过此时的他位卑言轻，不宜大声喧哗，没留下可资考察的文字而已。所以，十年编修，正是安维峻培植自己清流品性的时期。
光绪九年(1893年)十月，安维峻终于升迁了，任福建道监察御史，官居六品。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高官，福建又是沿海多事之地，福建道监察御史是容易得罪人的官。但这份御史之职，安维峻却做得极度认真负责。从任御史之初，到最后被发配张家口，总共才十四个月时间，可这期间他却完成了惊人的65道奏折(见安维峻《谏垣存稿》)，其中上呈63道，平均每个月完成奏折4.5道。这是何等的勤恳和敬业啊！又是何等的责任心和政治热情啊！他抨击时政，忘怀得失，成为继吴可读之后的又一位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清流典范。
让安维峻赢得千秋声誉的，是他《劾李文忠疏》(又作“《请诛李鸿章疏》”)。甲午战争爆发后，安维峻坚决主战，紧盯战事，忧心如焚。当得知慈禧太后给光绪施压、力主议和，且李鸿章作为“后党”核心、全力推进议和时，他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，他必须上疏弹劾李鸿章，哪怕丢了性命也毫无顾忌。于是，那篇风行天下的奏疏《劾李文忠疏》就横空出世了。
此年安维峻刚满40岁，这让他想起了著名的明代御史杨继盛。杨继盛因弹劾奸相严嵩，在40岁时被斩。临刑前，杨赋诗曰：“浩气还太虚，丹心照千古。生平未报国，留与忠魂补。”有杨继盛的榜样激励，有吴可读的清流品鉴，安维峻丹心赤诚、悲壮满怀，提着性命书写他对祖国的热爱。尽管他也知道，此折一上，很可能意味着他将步杨继盛后尘，生命很可能将终止在40岁。
在奏疏中，安维峻指斥李鸿章挟洋自重，担心自己存在日本的钱付诸东流，所以一味主和。还说李鸿章不仅百般阻止清军出击，而且还资日军以米、碳，简直是“丧心病狂”。不仅于此，安维峻提出了最为敏感的政治话题：慈禧太后旨意议和，大太监李莲英从中拨弄、勾兑。这是将矛头直指慈禧太后。最后，他提出请“正李鸿章跋扈之罪，布告天下”，即杀李鸿章以谢天下。
这份奏折的内容，真可谓是惊掉人下巴的爆炸性新闻。慈禧太后之揽权尽人皆知，可没有哪一个敢于这样明目张胆、白纸黑字地上奏；李鸿章当朝宰辅，委曲周旋，弹劾不是不可，但请斩李鸿章以谢天下，却未免激烈得完全过了头。至于李鸿章存在日本银行里的财富，安维峻只能是捕风捉影；李莲英如何勾兑是非，安维峻也必然是道听途说。所以，这篇奏折内容炸裂，但证据较弱，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亦复不少。
奏折呈递后，慈禧太后震怒，必欲杀之而后快；光绪皇帝则曲为回护，说其关于慈禧太后干政的指责是“妄言无忌，恐开离间之端”，显然是避重就轻，淡化了事情的严重程度，最终保全了安维峻的性命，将其革职发配至张家口。
但对于朝廷官员和普通士子而言，安维峻提着性命上书，说出了他们积压已久的心里话，他们也恰好借此而有了一个疏导情绪、表达爱国的宣泄契机，于是，他们都来造访、慰问安维峻，“访问者萃于门，饯送者塞于道，或赠以言，或资以赆，车马饮食，众皆为供应。”(《清史稿？安维峻传》)临行前，京城好友特地选在杨继盛故宅饯别安维峻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特制“陇上铁汉”印章一枚相赠，京师大侠王五亲自保镖，护送安维峻至张家口，且馈赠车马行资，在京甘肃举人侯垣、李于锴也一直跟从、护送至张家口。安维峻虽然被发配，但他赢得了朝野士庶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。
五年流放生涯结束后，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，安维峻被释放回乡。此时维新变法已经失败，光绪帝也成了“笼中鸟”，安维峻希望清室中兴的希望终究是破灭了，他决心归隐田园。回乡后，他先后在南安书院、家乡私塾讲学。
十年之后(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)，慈禧太后死去，摄政王载沣执政，安维峻被召回京，授命为内阁中书，同时兼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。京师大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办大学，总教习等于今天的教务长。
安维峻任总教习可能不到一年，因为就在光绪三十四年，他还答应了陕甘总督升允关于主纂《甘肃通志》的委托。次年，《通志》完成，即《(宣统)甘肃新通志》100卷、三百余万言，可谓煌煌大著，是甘肃第二部通志，也是安维峻留给甘肃的一份厚重大礼。这位编修十年的老翰林，在风云动荡、饱经磨难之后，还是返回故里，用自己最擅长的能力贡献故土，其赤诚的家国情怀自始至终、未尝稍改。
辛亥革命后，清朝灭亡，安维峻以遗老自居，终老于家。谁能想象，那位蓄发道袍、晴耕雨读的农夫，竟是当年请斩李鸿章以谢天下的风云御史？秦安的暮云春树似乎也掩盖了当年北京城里士大夫的热议和惊呼。可毕竟青史成册、有迹可循，当我们回溯安维峻的峥嵘岁月时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这位位卑的士大夫，却喊出了满朝廷的心声，促进了清流的团结，激发了斗争精神，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历史影响。他是一位有贡献的陇籍士大夫，他“陇上铁汉”的称号其实就是陇人精神风骨的生动写真。
附安维峻《劾李文忠疏》(摘录自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四)
安维峻既以抗疏请归政，革职，遣戍张家口。朝命既下，安直声震天下。大侠王五身护之往，车驮资皆其所赠，则当时安为国人推重可知。然余肄业北京大学分科时，见安先生人极谨，愿已无复有昔日刚劲之气。至观安《劾李文忠》一疏，语多牵强附会，顾亦为清流所传诵，于此可见当时朝臣风气之锢塞，国民对外意识之暗陋也。疏云：
奏为疆臣跋扈，戏侮朝廷，请明正典刑，以尊主权而平众怒，恭摺仰祈圣鉴事。
窃北洋大臣李鸿章，平日挟外洋以自重，当倭贼犯顺，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，其不欲战固系隐情。及诏旨严切，一意主战，大拂李鸿章之心。于是倒行逆施，接济倭贼煤米军火，日夜望倭贼之来，以实其言。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掯之，有言战者动遭呵斥，闻败则喜，闻胜则怒。淮军将领，望风希旨，未见贼，先退避，偶遇贼，即惊溃。李鸿章之丧心病狂，九卿科道亦屡言之，臣不复赘陈。惟叶志超、卫汝贵，均系革职拿问之人，藏匿天津，以督署为逋逃薮，人言啧啧，恐非无因。
而于拿问之丁汝昌，竟敢代为乞恩，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，必须丁汝昌驾驭。此等怪诞不经之说，竟敢陈于君父之前，是以朝廷为儿戏也。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，良由枢臣暮气已深，过劳则神昏，如在云雾之中，雾气之说，入而俱化，故不觉其非耳。张荫桓、邵友濂，为全权大臣，未明奉谕旨，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。既不能以死生争，复不能以去就争，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。而不知通国之人，早已皆知也。
倭贼与邵友濂有隙，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，当复成何国体？李经方为倭贼之婿，以张邦昌自命，臣前劾之，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，适中倭贼之计。倭贼之议和，诱我也，我既不能激励将士，决计一战，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，然则此举非议和也，直纳款耳。不但误国，而且卖国，中外臣民，无不切齿痛恨，欲食李鸿章之肉。
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，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。此等市井之谈，臣未敢深信。何者？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，若犹遇事牵制，将何以上对祖宗，下对天下臣民？至李莲英是何人斯，敢干预政事乎？如果属实，律以祖宗法制，李莲英岂复可容？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，未及详审利害，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，甘心左袒，或恐李鸿章反叛，姑事调停。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，非不敢反，实不能反。彼之淮军将领，皆贪利小人，无大伎俩。其士卒横被克加，则皆离心离德。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，制服李鸿章有余，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，若能反则早反耳。既不能反，而犹事事挟制朝廷，抗违谕旨，彼其心目中，不复知有我皇上，并不知有皇太后。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，臣实耻之，臣实痛之！
惟冀皇上赫然震怒，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，布告天下。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，倭贼有不破灭，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。祖宗监临，臣实不惧，用是披肝胆，冒斧钺，痛哭直陈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。
奏上，奉旨革职，发往军台。时恭王再起秉政，适于是日请假，次日知之，斥同辈曰：“此等奏摺，入字藏可也，何必理他，诸公欲成安之名耶？”众无言。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。
(执笔：清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