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百年草昧破天荒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

　　吴可读(1812年—1879年)，字柳堂，号冶樵，皋兰(今甘肃兰州)人，晚清著名谏臣，有《携雪堂全集》传世。其先祖原籍处州(今浙江丽水)，明初随肃庄王朱楧迁陇，世为耕读传家，自云“自前明始迁祖以来，三百载椒房之亲，二百年耕读之家，十八代忠厚之泽，七十岁清白之身”(《吴可读文集》)。吴可读一生官职凡经刑部、吏部、御史台，四度出入朝野，可谓跌宕起伏。

　　吴可读少时颖悟绝伦，读书过目成诵，在刑部“治狱精敏，诵律文万千言不遗一字”。且尤擅诗文，下笔千言立就，其诗沉郁苍凉，联语精警，为时人所重，在晚清文坛独树一帜，“自古工文章者不必有气节，重气节者或不能文章。二者兼之实难，乃今于前御史吴柳堂先生见之”(《吴可读先生诔文》)。此评不仅点明吴可读人格与文风的统一，更揭示其诗文“以血性为墨，以道义为骨”的内核。

　　吴可读奏疏以经典为筋骨，奏出政治良知的最强音；其诗歌以生命为底色，绘就末世文人的心灵史诗。如吴可读的试帖诗《老骥伏枥》五十首，尤能见其于限制中创造自由的才华。此类科场应试诗本易流于板滞，他却以“一题数十首，奇变百出”的创作实践，打破“台阁体”那种“隶事太工，繁缛无骨”的窠臼。更难得的是，五十首诗贯穿曹操生平事迹，构成一部“魏武诗史”，以第二十六首“黄金台畔路，老煞骥萧骚”为例，借燕昭王招贤旧事，抒发现实中“盐车厄骥”的悲愤，与龚自珍“我劝天公重抖擞”的呼号遥相呼应。这种以古人之酒杯，浇自家之块垒的笔法，使试帖诗不再是干禄工具，而成为士人精神世界的载体。

　　然而吴可读科举之路颇为不顺，道光十五年(1835年)中举后，屡试不第，直至道光三十年(1850年)终成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晋员外郎，始入仕途。咸丰九年(1859年)分校顺天乡试，以秉公择士闻名。次年丁母忧，扶柩归兰，主讲兰山书院。服阙返京，补故官，迁吏部郎中。同治十一年(1872年)转河南道监察御史，任内屡上封事，声震朝野，其间因弹劾成禄案镌三级，复归兰山书院讲学。光绪初年(1875年)起为吏部主事，光绪五年(1879年)随扈同治帝惠陵奉安礼时尸谏殉节。

　　吴可读身为谏臣，平生事功最著者，莫过于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》与《请预定大统之归疏》二疏。时人高万鹏挽联称“第一个当代争臣，计安宗社，念切生灵，浩气流行昭二疏”(《吴可读先生诔文》)，知州古铭猷亦作七律吊唁，称颂吴可读“二疏”堪比于明代杨继盛闻名后世的《请罢马市疏》《诛贼臣疏》，均有震烁古今的魅力。此二疏“字字从血性中流出”，不仅凝铸了吴可读忠君爱民之赤忱，更彰显其凛然风骨，成为晚清言官进谏之典范。当然，吴可读亦务实干吏，其任御史时见外国使节觐见礼仪久争不决，遂上《请令各国使臣进见不必跪拜疏》，请免跪拜，倡“随各国礼俗以示宽大”，终促礼制改革。又关切民生，在甘期间主持创设牛痘局，作《创设牛痘局启》以骈文倡防疫，开西北公共卫生先声。

　　同治年间，西北回变绵延十余载，陇右之地生灵涂炭。朝廷特命左宗棠总司平乱，然当时甘陕军政多为旗人集团所踞，其辈昏庸颟顸，非不能制敌，更有甚者，不遵调遣，专以聚敛劫掠自肥为能，尤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为甚。成禄驻防高台七载，畏敌敛财，诬良为逆，虐杀百姓二百余人，犹虚报战功，甘民怨声载道。左宗棠虽掌握实据，然碍于满汉权争，朝廷制度性袒护满员，初仅以“苛派滥杀”具疏参奏。

　　值此关头，吴可读慨然上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》，列其“可斩者十，不可缓者五”，直指三大罪状：其一曰残民逞暴，曾因庖厨煮面不熟而斩役立威；其二曰杀将冒功，诛戮骁将马天祥而谎奏恤典；其三曰构陷同僚，暗害投诚回民以灭口诬良。左宗棠以疆臣之重揭其罪，吴可读以言官之锐正其名，二人虽未谋面，然疏章互为犄角，终使成禄革职问罪。因此案牵动晚清军政大局，朝廷有意回护，成禄由“斩立决”改判“斩监候”，但已然成震慑西北庸吏之雷霆。

　　左宗棠借机整饬军纪，为西征新疆奠立根基。吴可读虽遭降三级调用，然其以书生之躯助封疆大吏破局，彰显清流言官在晚清政争中之独特作用。此后左宗棠延请吴可读主讲兰山书院，既避结党之嫌，亦存酬功之意，成就了晚清政坛疆臣与清流联结之佳话。

　　光绪五年(1879年)，吴可读以一纸《请预定大统之归疏》再震朝野。是年同治帝奉安惠陵，吴可读自请随扈，礼毕于蓟州三义庙服毒尸谏。疏中指斥两宫太后在立嗣事上“一误再误”，求明诏将来光绪子嗣承继同治帝统，以“正名定分，预绝纷纭”。其言直刺宫闱，而慈禧太后虽初恼怒，终以“以死建言，孤忠可悯”褒恤，并采纳“继大统者为穆宗嗣子”之议。此举不惟使吴可读忠节获彰，更向言官群体昭示：直谏不仅无过，而且可嘉。当时清廷屡下求言诏而应者寥寥，吴可读以尸谏之极端方式，突破了咸丰以来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，促进了光绪初年清流势力的崛起。

　　考诸史实，因吴可读尸谏而集结起被时人称为”清流党“的政治派别，这一事件实为“清季清流勃兴的转捩点”。此后数年间，清流言官交章弹劾、搏击权贵，如张之洞劾文格制造“东乡血案”、张佩纶劾军机大臣王文韶受贿等案，皆震动朝野。而清流人物如张之洞、张佩纶等迅速升迁，亦反映出清廷对敢言者的破格任用。吴可读以尸谏引爆的清流运动，为同光中兴注入了新的政治活力。

　　总之，吴可读之“二疏”，前者劾奸佞以安民生，后者定国本以正朝纲，虽内容各异，然其“浩气流行”之精神一以贯之，二者共同构成了晚清士大夫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完整图景。吴可读虽位不过御史，然其以生命践行的谏诤精神，不仅成就了同光清流运动的辉煌篇章，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　　吴可读虽以御史死谏而青史留名，然其毕生心力所注，尤在文教振兴。他早年中举后主讲甘谷朱圉书院，后又两度主讲兰山书院，复以花甲之年募巨资建甘肃贡院，在西北边陲播撒文明火种。其贡献不仅体现在教育制度的革新，更在于以儒者情怀重塑一方士林风骨，堪称晚清西北文教史上兼具实践精神与理想光芒的典范。

　　面对甘肃“秦俗悍”的刻板印象与士子自卑心理，吴可读独辟蹊径，从在地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。在伏羌石子墓前，他题联“休言秦俗悍，自邹鲁三千而外，此间有传人”(《吴可读文集》)，借孔子陇籍弟子石作蜀等先贤事迹，“以乡贤证道统”，唤醒士人的文化自信。与此同时，吴可读的教学法则深具实践智慧，他反对空谈性理，倡导“诸生何处觅文宗，绝妙文章到处逢”的观察之道，带领学子登临大像山，以山势之高低阴阳喻文章起承转合，使抽象章法化为可触可感的自然韵律。这种“即物穷理”的讲授方式，既暗合宋儒格物之旨，又贴近陇右风土，展现出融通学术与生活的教育艺术。在兰山书院期间，他更以“言为心声，必先修明正身”为训，将人格淬炼置于术业之先。其弟子安维峻日后以“陇上铁汉”之姿弹劾权贵，正是吴可读“人为本，术为末”理念的生动注脚。

　　吴可读对甘肃文教更深远的贡献，在于参与推动陕甘分闱并主导贡院建设。此前甘肃士子须赴陕乡试，“陇士寒苦者多困于资斧，故终身不预秋赋者十之七八”(《左宗棠全集》)。左宗棠虽奏准分闱，然五十万两建院资金缺口成为最大难题。在此关键时刻，吴可读以在籍士绅身份承担劝捐重任，其过程堪称一场艰苦卓绝的社会动员。据其《除夕有怀》诗注记载，同治十三年腊月初八，他仍冒零下十余度严寒奔走北川，“雨雪霏微”中“暗数流光惊过客”。面对地方官绅的推诿与非议，这位曾因弹劾成禄险遭不测的老臣，以“塞翁失马”的豁达化解压力，终以一年时间募得五十一万两，近乎甘肃一年半田赋总额。更可贵者，工程决算四十九万七千两，与募款几乎持平，展现其超凡的统筹能力。

　　光绪元年(1875年)贡院落成，四千间号舍迎来三千考生，较分闱前暴增六倍，陇右文脉由此豁然贯通。分闱后光绪朝甘肃进士数量占清代总数的三分之一，左宗棠称“兰山书院肄业者四五百人，各郡县闻风兴起”(《左宗棠全集》)。而安维峻等士人的涌现，证明吴可读成功培育出兼具学识与风骨的儒家实践者。

　　文末附吴可读题甘肃贡院长达192字的楹联，此联对仗工整，气势磅礴，既展现出西北的自然人文景观，又满含对莘莘学子的殷切希望：

　　二百年草昧破天荒，继滇黔而踵湘鄂，迢迢绝域，问谁把秋色平分？看雄关四扇，雉堞千寻，燕厦两行，龙门数仞，外勿弃九边桢干，内勿遗八郡楩楠。画栋与雕梁，齐焜耀于铁马金戈以后。抚今追昔，饮水思源，莫辜负我名相怜才，如许经营，几番结撰；

　　一万里文明培地脉，历井鬼而指斗牛，翼翼神州，知自古夏声必大。想积石南横，崆峒东矗，流沙北走，瀚海西来，淘不尽耳畔黄河，削不成眼前兰岭。群山兼众壑，都奔赴于风檐寸晷之中。叠嶂层峦，惊涛骇浪，无非为尔诸生下笔，展开气象，推助波澜。

　　(执笔：清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