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一代典制垂千秋文章
牛弘(544年—610年)，字里仁，安定鹑觚(今甘肃灵台县)人，隋代名臣。牛弘出身于赫赫有名的安定牛氏。与北地傅氏、安定皇甫氏、安定梁氏等陇右望族相比，牛氏发迹较晚，其直接来历应是西晋的后将军牛金。
牛金生平经历不详，但其一件事却有明文记载，即牛金莫名其妙地做了一句谶语的冤魂，牛氏也成为这句谶语的直接受害者；为了逃难，牛金后人逃奔至安定，遂成安定牛氏之祖。
《宋书·符瑞志》载，司马懿主政时，流传着“马后有牛”的谶语，即牛氏会取代司马氏的天下。为了铲除隐患，司马懿决定除掉有能力的牛姓人；后将军牛金是当时牛姓之最有权势者，遂被处死。为预防司马懿的后续动作，牛金后人开始逃难，最后落脚于安定鹑觚县。为了安全，他们改姓为“牢”，取与“牛”义相近；后来觉得姓“牢”还不安全，又改姓“寮”，取与“牢”音相近。一句谶语，酿就了牛氏一场巨大的家难；而牛氏改姓的过程，则又隐藏了这个家族多少悲惨、辛酸的往事！
迁居安定的牛氏，很快便发展为本地大族。至少牛弘祖孙三代，都已经入仕，且越走路越宽。牛弘祖父牛炽，任安定郡中正；父亲牛元，任西魏侍中、工部尚书，封临泾公。也是在牛元时，牛氏从西魏的赐姓宇文，改回到原来的牛姓。
牛弘先仕北周，任中外府记室(都督中外诸军事将军府的书记官)、内史上士(中书省属官)、纳言上士(门下省属官)，“专掌文翰”。可以推断，牛弘一入仕，便以其博学、文采及勤谨的个性，而步入了仕途快车道；内史、纳言的属官都是亲要显美的官职。
隋朝建立后，牛弘任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、礼部尚书等职。由此可见，牛弘的任职，都在中央五省(内史、门下、尚书、秘书、内侍)之中，都在隋朝政治的枢纽之内。《隋书·牛弘传》也说牛弘“绸缪省闼三十余年”，即任职禁中等紧要岗位三十余年，这是有难度的，尤其是三十余年还不犯错误，难度更大。
关键是，牛弘在这些职位上，有极为出色的表现。
在秘书监任上，牛弘倡言献书，为南北隔阂、长期动荡之后文化典籍的搜集、保存，为中华文脉的承前启后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其《请开献书之路表》，就是推动典籍保存的历史性文献。此表一上，隋文帝下诏“献书一卷，赉缣一匹”，于是“一二年间，篇籍稍备”。
这是南北统一之前文化大统一的重大标志。就这一点而言，无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。不仅于此。牛弘还概括了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图籍的五次大劫难(即“五厄”)：焚书坑儒、王莽之乱、董卓之乱、永嘉之乱、江陵焚书。这个概括触目惊心，它既是对破坏、焚毁典籍行为的强力批判，也为历代统治者的文献保存敲响了警钟。牛弘也因其“五厄”之论和《开皇四年书目》而成为著名的文献学家。
在礼部尚书任上，牛弘奉敕修撰《五礼》一百卷，规定了隋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。五礼，即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礼，是古代帝王、贵族乃至民间礼仪的基本骨架。每一时代都有新的现象、新的规定，牛弘、辛彦之就是为隋代“损益百代”、勒成盛典的关键人物，尤其是牛弘，他自始至终负责其事，贡献最多。这是学人用自己的学识，结合历史和现实，为时代生活建立规范的重大举措。
与礼相关的是乐。在太常卿任上，牛弘还主持了隋朝的雅乐定案工作，且撰写了雅乐歌词。这也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。祭祀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，雅乐就是朝廷祭祀、朝贺、宴享时用的正乐，尤其是祭祀用乐，是古人企图沟通天人的关键方式。牛弘主持其事，说明他精通音律，审慎周到，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认可。
牛弘还与苏威一起，主持了隋朝律法的定案工作。苏威也是隋代名臣，后来出任宰相。在《隋律》修订中，牛、苏两人大大减轻了律法的苛虐程度，“除死罪八十一条，流罪一百五十四条，徒杖等千余条，定留唯五百条”，轻刑减赋，为“开皇之治”奠定了制度基础。
此外，牛弘还是史学家，撰写了《周史》十八卷。我国古代有着优秀的修史传统，任何一个朝代建立后，都必须先修前朝史，这是雷打不动的规定。隋唐时期，这一传统被空前强化，各种史书大量产生，最后优胜劣汰，才存留下来珍贵的中古正史。牛弘《周史》的内容是记述北周史事，反映出其作为学人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不过，就纯史学而言，牛弘的成绩一般，其《周史》未能流传下来，今传者，是令狐德棻的《周书》。
总之，牛弘是隋代政治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物。其倡言献书，为保护和传扬文化立了大功；其在完善礼制、雅乐、律法等方面的工作，规范和引导了隋朝的政治和社会生活，为“开皇之治”的形成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；其淬力于史学，虽然成绩未显，但作为接续传力的史学发展中的一环，也必定为后来的修史者所参考。
所以，魏征等人在《隋书》中评价说牛弘“笃好坟籍，学优而仕，有淡雅之风，怀旷远之度，采百王之损益，成一代之典章”，是有充足理由的。而如果我们从关陇集团的角度来考虑，那么我们也能得出结论：牛弘是关陇集团培育出的罕见的饱学文臣，他反映出关陇集团在取得统治权之后，其关陇二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实绩。
(执笔：清辉编辑：王丽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