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西儒学的先驱

　　郭瑀(？—386年)，字元瑜，敦煌人，十六国时期河西学者。汉代河西学术籍籍无名，魏晋以降，在五胡乱华的狂潮中，关中、中原一带的士大夫赴凉州避难，带来了主流学术，培育了河西本土的学术人才，郭瑀即其中代表之一。

　　郭瑀师承郭荷。郭荷是略阳(今秦安县)人，他们家族“世以经学致位”，即世代都传习经学。郭荷在明习经学的同时，还“特善史书”(《晋书？隐逸传》)，他应该是一个以史学见长的学者。前凉张祚听闻郭荷学名，特邀其至姑臧，“任太子友”，做太子的老师。后来郭荷以年老而归隐于张掖东山。今天的张掖东山寺，即是郭荷隐居之地。

　　年轻的郭瑀东游张掖，拜郭荷为师，“尽传其业”，不仅明经义，还有文采，善辩论，成为饱学之士。郭荷去世后，郭瑀行斩縗之礼，庐墓三年。这是丧仪中最重的礼节。郭瑀这样做，说明他不仅尊重乃师，而且也服膺和恪守儒家礼仪，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学者。

　　郭瑀著作有《春秋墨说》《孝经错纬》。其书不传，但从其经学阵地和题目来推测，以偏向今文经学的可能性为大。今文经学的主阵地是《公羊春秋》，旁及《周易》《孝经》等经典，郭瑀的著作似乎与汉代纬书如《春秋元命苞》《孝经援神契》等接近。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测。不过，郭瑀的弟子刘昞则以史学为主，其间的经学传递似乎不明显。

　　郭瑀学名大著，他隐居于临松薤谷，“凿石窟而居”。薤谷，即今张掖马蹄寺。可以确定，著名的文化遗产马蹄寺石窟之开凿，至少有郭瑀的一份功劳。只不过，郭瑀开凿石窟的目的不是为了供佛，而是讲授儒学。可以推理，郭瑀开凿之后，其弟子也会效仿乃师，各自开凿自己的讲学之窟。再到后来，信徒们往洞窟中供入泥塑佛像，使之成为礼佛之地，也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发展脉络。

　　郭瑀从学者众多，仅明确在籍的学生就达千余人(《晋书？隐逸传》)。这样的规模，无论如何都是十分可观的。由此再去看，前凉张轨及其后继者大力倡扬儒学，不仅“征九郡胄子五百人，立学校，始置崇文祭酒，春秋行乡射之礼”(《晋书？张轨传》)，而且还支持私人讲学。正因为生员们看到学习儒学有前途，所以才会前赴后继地奔赴郭瑀门下。郭瑀的出现，也是前凉政权守护中华正统文化的成果之一。

　　郭瑀晚年，还深度参与了政治军事斗争。前凉灭亡后，吕光攻占了姑臧城(今武威市)，建立后凉。略阳(今秦安县)人王穆在酒泉起兵(王穆本是前秦长水校尉)，反对吕光。他派人联系郭瑀，希望郭瑀在张掖起兵策应。郭瑀凭借其在张掖的名望，与敦煌大族子弟索嘏一起，拉起了五千军队，运粮三万石，联合起兵。王穆任郭瑀为太府左长史，职位相当重要。但是，这支武装力量很快便陷入了内斗，王穆杀了索嘏。郭瑀阻止，未被采纳，他由此知道王穆必败，遂于酒泉南山赤崖阁绝食而死。

　　可以想见，郭瑀拼了自己最最珍视的毕生声誉，拉拢力量去支持王穆，结果等来的却是王穆的刚愎自大，和一眼就能看穿的败局，所以，他彻底绝望，以致绝食而亡。他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极力护持其饱膺诗书、授业传道的士大夫的体面与尊严。(执笔：清辉编辑：王丽娜)